近日，聯合國貿發會議資深經濟學家梁國勇在接受中國日報網專訪時表示，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中國經濟面臨著發展階段跨越期、大國競爭加劇期、經貿摩擦高發期和疫情沖擊恢復期的多重挑戰，持續推進改革開放事業關鍵要進一步發揮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優勢，對內提高靈活性，對外增強兼容性。此外，針對圍繞全球和中國經濟的最新情況、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發展前景、經濟轉型增長、貨幣政策的作用等問題，他也給出了深入分析和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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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近期IMF上調了中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速預期，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相關經濟增長數據也超外界預期，作為出身中國的世界機構的經濟觀察研究者，您怎么看今明兩年中國以及全球的經濟增長情況？
全球經濟將延續低速增長，一季度中國經濟表現超預期
梁國勇: 我們先看一下全球經濟的情況。根據IMF的統計，去年全球經濟增長了3.2%。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今年全球增長將維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沒有大的起色，明年的情況也類似。可以說，世界經濟進入到了一個相對低速增長的時期。從今明兩年的演變過程中看，存在發達國家趨強、新興市場趨弱的分化趨勢。特別值得關注的全球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通脹，在去年緩解的基礎，今明兩年還會持續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貨幣政策的調整打開了空間。
再看中國的情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為5.3%，這是超出預期的。雖然去年中國GDP增速也達到了5.2%。但這離不開前一年的低基數效應。從這個層面看，在去年較高基數基礎上實現5.3%的增速，其含金量還是比較高的。
從疫情后的經濟恢復情況看，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先抑后揚的情況。從全年的情況來看，我認為中國經濟全年有望保持5%以上的增長。明年的情況類似，具體來看，消費和投資增長，特別是消費將發揮關鍵作用，而房地產和外貿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從具體產業看，高科技行業包括高端制造和高科技服務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所增強。今年一季度，人均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增速高于GDP增長，反映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此外，外貿表現搶眼，今年前5個月進出口的增速都在6%以上。這些都傳遞出積極的信號。
雖然中國的利率水平有所下調，但考慮到物價水平的大幅下降，實際利率水平反而不降反升。相對于發達經濟體在疫情早期所采取的激進貨幣政策，我們的貨幣政策一直相對審慎，所以現階段貨幣政策就有了進一步充分發揮作用的空間。
此外，從去年的經濟增長情況及出現的一系列挑戰看，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并不是短暫的，而可能持續一定的時間。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說，客觀地分析和應對疫情的長期影響對中國經濟發展也非常重要。
問：新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國內外各方普遍關注其對改革、開放與發展上的重大決策。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改革與開放？
改革開放就是市場化與國際化的過程，是發展的基本動力
梁國勇: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公有制與非公有制、姓資與姓社等方面問題帶來了認知和實踐上的突破。除此之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另外兩個中國改革時代的標志性理念。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開放是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緊密結合的。
從經濟角度看，改革就是市場化，開放就是國際化，兩者是塑造中國發展奇跡的基本動力。今天這個時代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強調的是市場化改革，也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決定性作用。
而今天談開放強調的是制度型開放。回顧歷史，入世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和分水嶺。加入世貿組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入世在多邊層面、貿易領域使中國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制度化了，為了讓中國企業更好地在全球市場上銷售自己的產品和服務，進而推動本國產業和經濟的發展。
入世更重要的作用體現在以開放倒逼改革。為了加入世貿組織，中國調整了1000多項國內法律法規，使得中國更好地與國際經貿體系接軌。今天我們強調市場化改革和制度型開放，其目的除了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還在于要更好地與國際規則兼容、協調，以推動互惠共贏和長期發展。
問：2016年您的專著《中國經濟2040：全球變局與中國道路》出版。書中您基于過往20多年的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研究，對中國經濟的過去和中長期未來做了分析和預判。那么，您覺得當前的形勢有了哪些變化？您如何看待這些變化？
梁國勇：2016出版的《中國經濟2040：全球變局與中國道路》對我們認識全球化、分析今天的世界經濟，探討中國的發展道路仍然具有參考價值。當然也有一些特別值得注意的新變化。
第一點，逆全球化的深度演進。2016年以來，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俄烏沖突等一系列沖擊加劇了逆全球化的進程。而中國在逆全球化沖擊中首當其沖，這是對中國當下以及未來發展的一個重大挑戰。
在《中國經濟2040》一書中，我對全球變局的探索更多的是著眼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全球化和世界經濟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速發展，內因是決定性因素，但是也離不開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個外部環境既包括國際政治、地緣政治方面的良好環境，也包括經濟領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但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的沖擊，這種環境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
我的下一本書，初定名為《全球化、逆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的未來》，將從經濟、科技、貿易、投資、貨幣、金融等維度來關注和分析外部環境變化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在我看來，經濟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并行的過程。對不同國家和不同產業而言，全球化的弱化亦或增強存在差異。
中國經濟增長壓力增大，避免危機十分關鍵
第二點，中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不變，但保持增速難度加大。
根據《中國經濟2040》書中的觀點，從2010年到2020年，經濟維持在6%到8%的中高速增長。2020年到2030年經濟處在4%-6%的中速增長期。從2030年到2040年則進入2%-4%的中低速增長階段。過去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運行基本驗證了上述預判。這一增長模型在未來一段時間仍將有效。中國經濟到2030年前仍處在4%-6%的中速增長區間。
但經歷長達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避免危機爆發和經濟硬著陸則并非易事。回顧戰后各發展中經濟體的情況，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會在短時間內對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沖擊，而且重大危機則可能導致經濟的長期停滯，也可能導致經濟增速的大幅下降。因此，如何避免危機非常重要。
問：隨著一系列外在環境的不斷變化，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有哪些變化？又該如何應對？
發揮中國發展模式靈活性 應對四重挑戰
梁國勇: 挑戰加大，難度加大。綜合來看，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著發展階段跨越期、經貿摩擦高發期、大國競爭加劇期和疫情沖擊恢復期的四重挑戰。其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上述挑戰的疊加沖擊可能給經濟帶來1到1.5個百分點的拖累效應。
改革開放是應對目前挑戰的重要手段。特別重要的是要優化中國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改革與開放兩者是相互作用的。中國經濟此前實現中高速增長離不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內部特別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我們的經濟體系的市場化和發展模式的優化。
如果將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歸因于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那么內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當下，消費轉型、服務轉型、數智化轉型以及綠色轉型將是當前和未來中國應對挑戰的主要手段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模式調整也至關重要。而模式調整的核心就是要對內提高靈活性，對外提高兼容性。
回顧歷史，西部大開發就是一個體現中國靈活性發展模式的經典的例子。當年，面對中西部地區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的經濟現實，國家做出了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決策。最終，西部大開發成功地促進了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極大地優化了中國的地理經濟格局。
現在再看中國經濟，我們發現東西差距縮小了，但南北差距卻加大了。面對這種差距，我們應適時推出一個類似當年西部大開發的“北方振興計劃”，推動東北、西北和華北相關省份的經濟發展，縮小這些省份與南方在市場化程度、民營企業活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差距。從而成為另外一個通過重大政策解決重大問題的靈活發展模式體現。
問: 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積極參與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國發展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的？
梁國勇: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全球化所提供的對國際市場和資源，也離不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全球大環境。同時，中國的高速發展也為全球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中國是全球最大貿易國，是第一大出口國，同時也是第二大進口國。顯然，中國不斷增長的進口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未來中國的進口規模將持續增長，結構更加多元，這將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增長的重大機遇。
今天，“全球南方”已成為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力量，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不斷加強，南南貿易已占到全球貿易的近四成。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將在推進全球化進程、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助力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方面不斷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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