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 助理研究員）

長期以來，美國槍支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嚴重威脅美國民眾的生命權，對美國國際形象、社會穩定造成負面沖擊。遺憾的是，美國當前的政治制度設計不僅對解決此類問題捉襟見肘，還發揮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瀾作用。在這一扭曲的政治體制下，持槍權與生命權的人權困境短期難以破解。

今年8月初，美國再次出現兩起死傷慘重的槍擊事件。在短短的13個小時內，得克薩斯州和俄亥俄州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共造成29人遇難，逾40人受傷。兩名槍手均為白人男子，在得克薩斯州艾爾帕索市，21歲的克魯修斯手持AK-47對當地居民進行掃射，造成20人死亡；在俄亥俄州代頓市，24歲的貝茨在鬧市開槍造成包括其本人、妹妹在內的10人喪命，其中有6名非裔美國人。

這兩起震驚全美的槍擊事件絕非孤立事件。從數據上看，美國平均每百萬人中有31人死于槍支暴力。這些人既包括美國奧蘭多槍擊案、圣貝納迪諾槍擊案、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等造成數十人死亡的慘劇，也包括在全美更常見的造成單人死亡的槍擊案。

每當新一起影響巨大的槍擊案爆發后，總會掀起美國社會和政界對槍支管控的激辯。但美國對控槍的步子又總是遲一拍、小步走。奧巴馬任內，聯邦政府針對槍支暴力加強了背景和健康審查。特朗普任內，在控槍問題上最重要的實質性舉措之一就是禁止了“撞火槍托”。這種裝置能使半自動步槍幾乎以全自動槍的速度發射子彈，在2017年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后，有關是否禁止“撞火槍托”的話題就甚囂塵上。經過一番激烈博弈，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針對“撞火槍托”的聯邦禁令。

即使面臨一起起血淋淋的慘案，美國從政界到民間，對于控槍的共識都難以快速形成，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對人權困境的束手無策和政治體制的弊端大大阻礙全面調整針對槍支的政策。

一方面，持槍權和生命權對立的人權困境在新形勢下更加尖銳。控槍的正反兩派往往會把有關的辯論引向對憲法第二修正案內容，即“紀律優良的民兵部隊對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控槍反對者認為，民眾持槍是天賦人權，是為了自衛、打獵、威懾犯罪、防止暴政；控槍支持者則主張，沒有槍支了，才能保證最為基本的生命權，才能保障社區安全。這樣的爭吵表面上似乎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無解問題，背后反映的是人權概念中自由與安全這對時而矛盾的糾結關系。沒有理順這對關系，控槍困境就無法徹底化解。

另一方面，美國選舉政治的“金錢化”“利益集團化”嚴重阻礙控槍法案的出爐。在控槍問題上，除了因為美國社會缺乏共識外，還必須歸咎于以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在該協會帶領下，持槍權利的擁護者形成強大的游說力量，為政客尤其是國會議員劃出了一道道難以跨越的“紅線”。

一些人對美國控槍的前景極度悲觀，認為持槍源自美國立國之本的憲法精神，是美國的傳統政治文化，是美國民眾深入骨髓的“基因”和“信仰”所決定的，即使發生再多槍擊案也無法徹底更改。從美國國內的情況看，一步步、一點點加強槍支管控已經無法跟上犯罪分子的腳步和無情的彈藥。“讓子彈飛”帶來的血淚成本以及社會層面的撕裂已經逐漸讓美國人意識到，美國政治制度設計與弊病才是真正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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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