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國政府默許偽造或復制美國產品的行為，那么它就是在竊取我們美國的未來，那么兩國之間也就不再是自由貿易。” 1985年9月，簽訂《廣場協議》后，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對日本發表了此番評論。從很多層面上來看，這段時間的中美貿易關系都像是20世紀80年代的美日經濟對峙故事的翻拍重制，只是這次扮演美國總統這一角色的人，從好萊塢影星里根變成了一位真人秀明星，而在這個故事中被施以反派角色的國家，也從日本變成了中國。

上世紀80年代，日本被描述為美國的頭號經濟威脅，背負多項指控，包括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進行貨幣操縱、施行國家扶持產業的產業政策，以及由于美日雙邊貿易中的高額貿易差而重創美國制造業。在與美國的對峙中，日本最終妥協，并為這種妥協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日本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停滯，并被迫施行緊縮政策。而現在，在美國對中國的種種指控中，似乎可以看到當年美日對峙的影子。

日本、中國——美國自身經濟問題的替罪羊

中日兩國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它們都是美國為自身經濟問題找的替罪羊。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打擊，實為美國在為日益危險的宏觀經濟失衡找替罪羊，與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本的打壓如出一轍。不管是對日本的打壓，還是對中國的抨擊，其背景都是美國國內儲蓄陡然下跌，催生了大量的經常賬戶赤字和貿易赤字，成為美國30年前后兩次分別與亞洲兩大經濟巨頭的斗爭的序曲。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國總統時，美國國內的儲蓄凈額占國民收入的7.8％，經常賬戶基本平衡。兩年半后，由于里根廣受歡迎的減稅政策，美國國內儲蓄率暴跌至3.7％，經常賬戶和商品貿易余額則轉為永久性赤字。因此，美國所謂的貿易問題實則是自己作繭自縛而導致的經濟問題。

然而里根政府卻不肯承認這一點。他們幾乎完全沒有看到儲蓄額下跌與貿易不平衡之間的聯系，反而將問題歸咎于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42％來源于美日貿易。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的指責隨后愈演愈烈，對日的指控名目越來越多，包括施行不公平甚至非法貿易行為。當時負責對日談判的，是年輕的副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

三十年后，中美之間的情況與三十年前的美日對峙不無相似。與當年不同的是，特朗普上臺時，美國國內儲蓄情況遠低于里根時期。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職時，美國國內凈儲蓄率僅為3％，甚至不及里根就任時的一半。但是，故事總有類似的橋段：里根向美國人民描述、許諾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嶄新的“美國早晨”，而同樣選擇了大幅減稅的特朗普，他向美國人民承諾的是他會“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

結果是預料之中的：美國財政預算赤字加大，遠超一個發達經濟體在經濟擴張時期周期性的國內個人儲蓄激增數額。 因此，到2018年末，美國國內凈儲蓄率已下跌至國民收入的2.8％，導致美國國際收支平衡陷入赤字，其中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2.6％，商品貿易差額則為4.5％。

也正是在這時，中國“承擔”起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從表面上看，這次的威脅甚至比上世紀的更為可怕。畢竟，中國占2018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48％，高于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日本的對美貿易逆差42％的份額。但這種比較實則有失偏頗，因為20世紀80年代，全球供應鏈尚未出現、成型。來自經合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美中雙邊貿易逆差中約有35-40％中包括了非中國的產出，這些產品只是從中國匯集并運往美國。也就是說，在現在的美國貿易赤字中，中國制造所占的份額實際上小于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所占美國貿易赤字的份額。

美國應提高儲蓄率，而非莽攻假想敵

正如20世紀80年代的對日抨擊，眼下美國對的中國打壓也被和美國的宏觀經濟狀況割裂開來。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根據美國預算的目前狀況，如果不提高美國國民儲蓄，其貿易逆差不會消失，只會從中美貿易逆差變成美國與其他的貿易伙伴之間的逆差。隨著這種貿易戰可能導致美國的貿易轉移到世界各地成本更高的地區，致使美國消費者受到傷害，最終結果無異于加稅。

諷刺的是，特朗普委任了負責上世紀80年代日本貿易戰的老將羅伯特·萊特希澤來負責這次對中國的指控。不幸的是，萊特希澤似乎和三十年前一樣，依然未能看到宏觀經濟與貿易戰之間的關聯。

在這兩次貿易爭端中，美國都近乎執拗地否認自身的經濟問題。當年的里根政府信奉供應側經濟學分析理論，尤其是其中的減稅理論，認為減稅有助于經濟增長，始終未能理解增加預算與貿易逆差之間的聯系。而今，具有誘惑力的低利率，再加上現代貨幣理論，使得美國國會兩黨就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達成共識。

嚴峻的美國宏觀經濟狀況對其國內儲蓄短缺影響甚大，但美國政府對此似乎視而不見，這種忽略并非事出無因：不會有選區支持通過削減預算赤字的方式來減少貿易逆差和增加國內儲蓄。而美國政府則想要魚與熊掌兼得。然而，美國的醫保系統就已經吞沒了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8％，國防開支更是位列世界第一，甚至超過了排在其后的七個國家的軍事預算的總和。在這種情況下，減稅又使得聯邦政府的收入下降到約16.5%的GDP總額，遠低于過去50年17.4％的平均值。

這種“昨日重現”的方式實在令人不安。從三十年前對日本的打壓，再到如今與中國的對抗，美國再次發現，打壓他人、轉移壓力的方式比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要容易的多。然而，這次中美對峙的結局可能會與三十年前的美日對峙大為不同。

斯蒂芬·羅奇（Stephen S.Roach），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著作有《失衡：美國與中國的相互依存》。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中國日報》。

（斯蒂芬·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