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新時代新作為新篇章】

“資源優勢不等于創新優勢，政府作為不等于創新有為，自主創新不等于封閉創新，人才流入不等于人才紅利，政策優惠不等于環境一流。”日前，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和記者談起“五個不等式”。這是南京作為全國唯一科技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在過去10年探索中獲得的啟示。

近年來，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創新動作頻頻，天津、西安等城市也在快馬加鞭求創新。放眼長三角、遠望珠三角，深圳已成為世界創新之都，杭州有“阿里系”，北京、上海、合肥，都獲批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南京作為長三角特大城市、省會城市和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該怎么辦？

答案唯有創新。

今年年初，南京發出建設有全球影響力創新名城的動員令，將人才和創新作為首要突破點，強化創新資源的深度融合與優化配置，讓創新成為南京最突出的城市氣質和發展驅動力。

落實政策 激發全市創新活力

長期以來，南京人被戲稱為“大蘿卜”，倒不是因為南京產蘿卜，而是因為南京人身上有著和蘿卜相似的特征：樸實、大氣、不精致。作家葉兆言曾這樣描述過南京人：南京人身上有種天生的不在意，就像他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差不多”。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這種差不多態度深刻影響著南京創新發展的步伐。

2009年，南京獲批成為全國唯一的科技體制改革試點城市。10年來，以科技體制改革為重點，南京出臺一系列政策，激發全市的創新活力。“政策是好的，但問題在于，大多政策泛泛，細節缺乏，難以落實落細。”南京市副市長蔣躍建說，最終的結果就是，出臺的多，真正落實的少。

“以水污染治理為例，南京很重視這一塊，政策上對我們科研人員的支持力度很大。”江島環境科技研究院工程師周博文說，但是南京習慣于見好就收，污染治理達到政策規定的硬性指標后，覺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會再繼續完善和維護，等到問題再次出現后又投入更多的資金來彌補，如此往復的結果是對資源極大的浪費。

10年已過，當前圍繞創新發展、人才引領，國與國、城與城之間的競爭風起云涌，遠勝從前。面對現狀，南京不得不克服城市性格中的“差不多”，從政策出發，把每一項落細、落實。

黨的十九大之后，南京明確提出并實施“121戰略”即建設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名城；打造兩個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構建一流創新生態體系，把南京建成最鼓勵創新、最適合創新、最具創新創業活力的城市。

“圍繞創新活動的‘痛點’‘堵點’問題，南京出臺創新名城建設實施意見，形成‘1號文件+45個配套細則’的政策體系。”南京市長藍紹敏介紹，在推進創新成果轉化方面，南京推進“兩落地一融合”工程，力推科技成果項目落地、新型研發機構落地，校地融合發展；在吸引人才方面，對在南京從事高精尖技術產業的人才，根據其對地方經濟貢獻，給予一定比例獎勵，對非共識性人才實行舉薦制，市場化選人，不拘一格；在政府服務方面，大力扶持科技型企業發展，優化創新環境，“只有把政策具體到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的各個環節中去，才能把每一個細節落實”。

這一套政策“組合拳”激發了創新主體的熱情。從新能源汽車到智慧型服務機器人，從智能芯片到新型醫藥產品……一批新產品、新服務在南京誕生。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科研人員表示，近來，學校對與地方合作興趣越來越濃，紛紛鼓勵科研人員到地方找項目、快落地。

今年1月至9月，南京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同比增長16%，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均同比增長40%以上，科技型企業同比增長23%，劍橋、清華、以色列魏茲曼研究院等資源匯聚南京。近日，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了《構建創新之城——中國創新城市TOP10的啟示》的研究報告，南京創新總指數排名全國第五，位于北京、深圳、上海、廣州之后。

量質并舉 充分釋放創新潛力

作為六朝古都、十朝都會，南京的城市血脈中流淌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基因。“重文輕商、重官輕商”的價值取向曾一度讓南京成為全國政治中心、科教重地。“南京人尊師重教，但往往忽視市場。同時，社會還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的讀書做官思想，大學生畢業后更傾向于考公務員，而不是創新創業。”中國倫理學會名譽副會長王小錫說，這是古都的弊端，也是南京科教優勢不能充分轉化成創新優勢的一個重要文化因素。

傳統文化和創新發展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傳統文化用得好，可以變成創新的動力；用不好，就容易淪為創新的桎梏。受古都文化的影響，南京在科技創新方面創新規律和市場規律結合與運用不夠，行政導向、行政手段用得比較多，市場主體發揮得不夠好，導致創新機制不活躍。

如何將千年古都的科教優勢轉變為創新優勢？南京的回答是：進一步發揮市場作用，把加快推進新型研發機構建設作為突破口，通過新型研發機構整合各方資源，打開從科學到技術再到產品的通道，突破傳統創新鏈條易斷的弊端。

“我們組建新型研發機構，鼓勵人才團隊持大股，政府基金、投資平臺、社會資本等共同參與、各展所長，形成利益共同體，政府股權收益反哺科研人員所在的高校院所。”張敬華說，這種方式有利于突破傳統，讓科研人才在創新領域能夠更好地實現個人價值。

2017年年底，高翔辭去南京大學生物醫藥研究院院長職務，作為一名普通教授出資，成立人源化模型與藥物篩選創新技術研究院，高翔和他的團隊占股80%。脫離事業體制束縛，團隊創新潛力極大釋放，今年有望實現營收5000萬元。

對于高校院所，南京不僅將政府股權收益30%以上獎勵給高校，還讓高校獲得新型研發機構的所有論文和獎項。更具吸引力的是，高校擁有了學科建設的前沿基地，能通過研發機構與市場的對接，創新教學模式和研究方向，還不用擔心教學秩序被干擾。

作為推動校地融合發展的一個關鍵突破口，新型研發機構既是高效的創新資源整合平臺，也是貫通產學研的橋梁和紐帶。據了解，目前落戶南京的188家新型研發機構，人才團隊來自清華、北大等32所國內高校，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等15所海外高校，以及中科院相關院所等20家國家級科研機構。依托新型研發機構，讓高校院所創新成果走出來，讓地方創新需求走進去，南京科教資源潛力正變身創新發展新動力。

接下來，南京將進一步加大新型研發機構培育力度，堅持量質并舉，加快建設更多老母雞式的平臺型機構，扶持優質機構做大做強，將古都的弊端轉化為創新的優勢，為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名城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撐。

主動作為 構建一流創新生態

創新生態，就是營造鼓勵創新、敢于創新的機制、環境和文化。深圳的科教資源不如南京，可從華為、騰訊到大疆，創新企業集群生生不息，原因在哪里？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董事長、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理事長馬蔚華認為，關鍵在于南京缺乏像深圳那樣靈活開放的創新生態。

性格對于一座城市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深圳，開始時實力并不突出，但就是不愛守規矩，愛出風頭不斷創新的性格，與其城市實力的步步上升匹配得天衣無縫、相輔相成。而南京，由于長期處于改革開放前沿，以集體富裕為目標，整個城市缺乏敢想、敢試、敢闖的勁兒。“南京是一種‘玄武湖文化’，沉穩有余卻開拓不足。”王小錫說，同時，十里秦淮、金粉之地、魚米之鄉的獨特條件也淡化了人們的憂患意識，導致南京人求穩不求進，缺乏創新進取的勇氣和動力。

為構建一流的創新生態體系，打造全球創新聚集高地，南京市主動作為，對全市所有科技創新園區進行整合集成、提檔升級，將分散的83個科技園區整合設立成15個高新區，通過政府力量打通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營造適宜各個高新技術企業和科創人才發展的生態環境。

在南京江北新區的生物醫藥谷，多自由度肌電假手、抗腫瘤藥、放療導航機器人等一系列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創新成果讓人目不暇接，高新精準的醫學檢驗設備、小白鼠資源庫、中西醫藥資源庫、企業服務中心等一系列與生物醫藥相關的資源設備一應俱全。

“生物醫藥谷整合政府開發區、省內藥企、科研院校、醫療機構優勢資源，為企業和科研人員提供覆蓋生物醫藥全產業鏈的‘一站式’公共服務。”南京江北新區管理委員會科技創新局局長方靖介紹，醫藥健康是江北新區重點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之一，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保證資金和硬件設施的供給，營造一個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鼓勵相關企業和產業研究院入駐，形成串聯。“創新環境有了，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資本注入。”

目前，生物醫藥谷已集聚生物醫藥企業410余家，自主開發三大系列、70多個品種的微創醫療器械產品，擁有自主專利85項……

南京市智能高端產業裝備研究院院長趙山說：“南京對我們資金、政策扶持很到位。作為一名創新創業者，我們最希望能有一個寬松、公平的發展環境，有活力的創新生態圈。”通過改革消除阻礙創新的制度因素，這是對人才最大的吸引力。土壤肥沃了，不只是牛人，普通人也能激發出創新的活力，收獲創新的果實，這樣的創新氛圍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重新整合后的15個高新區創新成果已累累滿枝，今年1至9月，共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產值5875.69億元，占全市比重達到76.3%，高新區作為創新名城建設主陣地作用日趨顯現。

秦淮河仍然槳聲燈影，紫金山滿眼草木蔥蘢，一個以創新重塑城市之魂的新南京正蓄勢待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