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社會進步和國家繁榮發展，這是被古今中外的經濟理論和發展實踐所證明的深刻道理。馬克思曾明確地把國際經濟關系列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必然帶來分工的深化和交換的擴大，而分工的深化又會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進而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并深刻地影響世界經濟。

中國對外開放實踐與中國傳統中的貿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思想家、歷史學家便對自由貿易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系持有深邃見解。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以所多易所鮮”之說?！痘茨献印R俗訓》則更進一步提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彼抉R遷所談“貨殖”，即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收益或增長。“以所多易所鮮”“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可謂中國古代貿易思想的精髓，它們言簡意賅地點明了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之一來自于貿易。據此，我們可稱之為“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經由“易”（也即交換）來獲取貿易收益與經濟發展的典型事例，還有諸如“因地制宜”“揚長避短”“互通有無”等。在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難發現，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的經濟政策的時期，往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

“淮南子—司馬遷定理”雖然出現在兩千多年之前，但已經凝練地包含了現代開放經濟基本原理，特別是貿易理論中的三大理論。亞當·斯密在其傳世之作《國富論》中著重討論了一國繁榮發展的邏輯。在斯密眼中，經濟發展表現為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促進人均收入增長的唯一來源；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則在于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導致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高的基礎條件，則是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市場規模擴大→分工和專業化加強→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經濟增長。對以上增長邏輯加以簡化后可得：經濟繁榮來自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即所謂的“斯密定理”，或“絕對優勢理論”。

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不同國家因技術差異導致勞動生產率不等，進而導致生產成本不同，一國在生產兩種產品均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應基于“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絕對劣勢相對較小的產品，并將之與其貿易伙伴進行交換，即可實現貿易雙方的福利改進，這就是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使自由貿易促進經濟繁榮的理念得到進一步升華。馬克思對此觀點亦持肯定態度。他認為，國際交換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國家，即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對象化勞動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特別強調了稟賦對貿易的作用。兩千年后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基于赫克歇爾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區最適于生產那些所需生產要素在該地區比較豐富的產品”。由此，他提出了關于要素差異的國際貿易理論，即“要素稟賦論”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耙胤A賦論”認為，生產商品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除了勞動力還有諸如土地、資本、技術、知識等要素，且由于生產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產要素也存在差異?；诖?，一國應該出口由本國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而進口由本國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換言之，世界各國間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以及生產各種商品時利用這些要素的強度差異，共同構成了國際貿易的基礎；通過貿易各參與國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進而促進共同繁榮和發展。

上述貿易理論都不同程度地證明，即使不存在技術進步，只要市場中微觀主體（個人或企業）或國家專注于自身擁有優勢之產品的生產，并與貿易伙伴交換獲取自己沒有或生產效率不如人的產品，即可實現“得自貿易的收益”，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過去40年所見證的經濟奇跡，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隨市場規模拓展而獲得了巨大的“得自貿易的收益”。然而在現實中，技術進步自始至終與市場規模拓展并行，并主要體現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升的過程中，有時甚至還決定了市場規模拓展的速度和邊界。再者，無論前述中所說的“易”還是“交換”或“交易”，其實現都不是沒有條件的。這里所說的“條件”，簡言之即交易規則，以及交易規則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來，中國奇跡賴以實現的條件便是三位一體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得自技術進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國奇跡而言，對外開放扮演著邏輯上和實踐上的先行者角色。

討論技術進步對經濟長期增長貢獻的文獻汗牛充棟，其中以熊彼特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長的源泉來自于創新，而創新表現為新產品、新方法、新市場、新原料和新組織方式。從熊彼特對創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關注點主要在于與技術密切相關的創新。引發技術進步的動因，既有市場行為主體為追求利潤而從事的創新活動，也有他們的學習或引進他人的先進技術和組織生產的方式。熊彼特創新理論中不被人特別關注的是他對“新市場”的討論。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強調市場規模的貿易理論匯于一處。新市場的出現勢必引發新的分工與專業化生產，市場規模擴大帶來的競爭加劇也迫使各層次的市場行為主體從事技術創新或技術引進。在強調專業化生產和競爭扮演著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角色的同時，熊彼特還指出了創新得以實現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存在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以之為創新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鑒于金融市場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體制機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設立便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

貿易與技術進步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前提條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確界定和保護財產權，各行為主體尊重契約，政府和市場各自發揮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項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場規模得以維持和擴大的條件，也是市場規模擴大最終傳導至經濟增長的條件。 三項要素中最為關鍵的角色是政府，因為界定和保護產權、維護契約、保障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無一不是由政府來實施。 換言之，經濟繁榮取決于政府權力的有效使用。顯而易見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圍不僅限于一國內部。國家間的交往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制度或規則覆蓋的廣度和深度同時又決定著市場規模的大小和貿易的質量，而后者反過來又影響著市場規模。對于一個長期游離于國際貿易體制之外的國家而言，接受并進入既定的國際體制不僅意味著自身市場規模的擴大，也意味著必須改革自己與既定國際體制格格不入的原有體制，還意味著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受到極大沖擊。這便是所謂的“倒逼改革”。

對外開放的經濟邏輯，基本思路在于闡述開放如何通過擴大市場規模來促進長期經濟增長。 市場規模的擴大有五個維度。一是參與交易的人口數量的增多；二是參與者因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而提高了財富創造能力； 三是可交易對象范圍的擴大；四是貨幣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蓋面的拓展和執行力度的加強。五者相輔相成、共同作用，最終導致了市場規模的擴大。將市場規模的擴大與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相結合，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簡潔的模型，其關鍵變量和邏輯關聯如下：市場規模擴大→潛在的“得自貿易的收入”出現或增大→得到政府恰當保障的財產權和契約權→交易成為可能并可以順利完成→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強→創新和學習帶來的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增長）。從前面的討論中不難發現，上述邏輯框架有助于我們從理論上深化對中國對外開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點補充。全球治理本質上是一套用于規范國家或非國家行動體之間博弈的規則體系，具有強烈的“非中性”特征。當前的國際制度和體系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創建，更多地體現了發達經濟體的利益，長期以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明顯不足。隨著全球主要國家博弈者之間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一些新興經濟體越來越成為解決全球問題的不可或缺者，它們與現行國際制度的利益攸關度亦顯著提高，希望通過全球治理來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訴求也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權利和義務關系的同時，本著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而非將舊有體系推倒重來或另起爐灶，規避或淡化全球治理體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實乃大勢所趨。一國在條件具備時獨自或與其他利益攸關方聯手謀求改進自身在既定國際體制中的地位，無疑屬于理性選擇。上述邏輯可以說恰當地解釋了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內的所作所為。

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對外開放是一個不斷拓展和深化的歷史進程。在此進程中，中國決策者與民眾對改革開放的認知逐步深入，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特別是中國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斷調整。在改革開放之初，打開國門的中國是國際經濟體系的適應者和融入者，之后變為參與者和完善者，再后來又努力成為國際體系改革的倡導者和引領者，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層層遞進、一脈相承的中國特色開放經濟政策與理論。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對外開放實踐，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國傳統的貿易理論“淮南子—司馬遷定理”，也可以在現代貿易理論和長期增長理論中得到說明。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中國仍需要以自身開放來引領和促進世界各國的相互開放、共同開放，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和區域經貿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創造良好國際條件。

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過去40年持續推進的改革開放。未來，中國經濟若要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仍離不開進一步的深化改革與對外開放。30多年前鄧小平講到，“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過去40年來，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一以貫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只會越開越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