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九江11月29日消息（記者方永磊）書院作為中國傳統儒家傳道授業的“大學”之地，歷經千年，遍及華夏，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與教育史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雖然，書院被廢至今已有百余年時間，但一百多年來，書院一直是中國人心中難以磨滅的文化記憶。

書院是華夏文脈傳承的重要載體

中國人對書院其實并不陌生，只是對這種古老辦學機構多聞其名而少有經歷。

書院最早源于唐代私人治學的書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是中國古代士人圍繞著書，開展包括藏書、讀書、教書、講書、著書、刻書等各種活動，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傳播的文化教育組織。

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仕途險惡，一些學者不愿做官，隱居山林或鄉間閭巷，模仿佛教禪林的講經制度進行讀書講學，吸引了一些士子前來求學，書院開始具有了講學授徒的功能。

但唐末五代的書院數量少，規模不大，故其影響有限。北宋初期，由于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而宋初官學卻長期處于低迷不振的狀態。士人求學需求很大，卻苦無其所，在這種情況下，大量民間書院應運而生，為廣大士子提供了讀書求學的場所。加上當時印刷術的應用，讓書籍的制作與手寫本相比，變得極為便利，書院因此擁有了豐富的藏書，并真正成為了面向社會的教學研究場所。

文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精氣神”。到了南宋，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學家講學活動的廣泛開展，南宋書院的數量和分布的區域大幅度擴大，各方面都比北宋有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朱熹集儒家經典語句制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成了歷代書院所共同尊崇的方針和守則，延續七百多年的書院教育制度也由此形成。

在書院發展史上，明朝承前啟后，地位也十分重要。在王陽明和湛若水的學說重新結合以后，帶著沖破長久壓抑的力量，書院得以勃興，讀書種子已經撒向神州邊陲和發達省份的窮野之地，這標志著書院的發展進入了成熟的推廣階段。當然，書院輸出到朝鮮，也是這個時期的亮點。明代開始，書院走出國門，傳到東國朝鮮、東洋日本以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南洋各國，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國舊金山等西洋地區，為中華文明的傳播和當地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清代以后，朝廷對書院加強管理與控制，使書院的獨立性逐漸喪失。書院不再視學術為本分和生命，反而不斷強化教育功能，正式的官學也紛紛假以書院名稱，許多鄉村一級的學校也冠以“書院”的名頭，書院文化于此龍蛇混雜。最后，在光緒末年的書院改制轉型新式教育運動中，書院漸漸退出歷史舞臺。

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很多人真的對書院誤解太深。雖然書院和科舉考試如影隨形，但是朱熹和很多儒學大家歷來都很反對“科舉利祿之學”。

“書院并不是為了科舉而生，古代書院的初心主要是強調個人的修養和學術修為，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當年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的目的，也是為了糾正官學和科舉之偏。”中國書院文化研究專家、九江學院教授李寧寧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書院教育的特點是為了培養人的學問和德性，而不是為了應試獲取功名。“朱熹他們并不是盲目地反對科舉,而是主張先學好儒家義理精髓,再參加科舉考試。”

書院應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道場

歷史記載了古代書院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的豐功偉績，而定位與管理則決定了書院在今天還能夠走多遠。

“正如佛教有寺廟，道家有道觀，古代書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場，是儒家信仰者精神歸宿。現在的書院雖然不再只是儒家的道場，最起碼還應是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陣地。”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長顏炳罡對記者表示，目前傳統書院幾乎都變成了文物單位，成了人們發思古之幽情的建筑物。

“國學應該登堂入室。”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朱漢民認為，國學和傳統書院是天然的搭檔。書院自古以來就是文化精神的養成之地，傳統書院可以為國學提供最佳的傳播場所，而傳承國學也可以為書院重新注入生機。“傳統書院不應該只是文物古跡，更應該是活的文化載體。”

“傳統書院的力量，在于它能用歲月的厚重喚起我們的文化記憶。這意味著我們的文化是有根、有傳統的。”朱漢民認為，發展傳統文化的目的是古為今用，實現傳統文化價值的創造性轉化。傳統書院在繼承讀書、講學、研學和文化傳播等功能的同時，還要不斷探索符合新時代需求的國學培訓體系。

“目前，傳統書院在國學教育方面，尚未形成公認的、能吸引大眾的模式。除了面臨著人才匱乏和傳播方式單一的問題，許多傳播內容也過于形式主義，無法讓人產生共鳴。”李寧寧表示，如果僅僅滿足于重新修復書院，或身著古裝組織大規模的祭奠禮，或者硬將“讀經”教育納入國學培訓……這種表面的喧囂與熱鬧，與真正的中國書院精神南轅北轍。“我們要在幾千年流傳下來的經典著作中，汲取有現實意義的內容，去滋養能安身立命的東西。終有一天，當國學再次滲透到血液中時，一定會散發出它應有的時代清香。”

書院正在多元化興起

近些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面對各種外來文化的沖擊，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進行了反思和審視，對傳統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認識。

許多人都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升溫，書院文化也隨之在中國的東西南北重新興起。據了解，近年來許多傳統書院相繼被設為文物保護單位，現代新興書院也不斷涌現，二者數量已經達到了2000所，超過明代書院數量的總和。這些龐大的書院組織已經成了當代社會教化的重要力量。

“我一直認為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書院正在出現一個歷史高峰。”岳麓山書院鄧洪波教授感慨道，傳統書院在近代衰落，歷經近百年的沉寂了，終于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成長契機。

近些年來，大量有識之士通過書院的創辦或修復，來推動書院文化的相續。甚至，還出現了網絡書院的形式。

新媒體為文化傳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讓現代書院有了新發展動力和契機。許多書院紛紛利用“互聯網+國學”的方式，讓傳統文化飛出了實體書院的門墻，隨時隨地都可以鼓舞尋路覓渡的人。

社會各界的關注激活了現代書院，但是僅靠傳播和弘揚傳統文化的決心和抱負，還不足以支撐現代書院的生機盎然。只有政策和資本的加持，才能推動書院長久發展。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為書院文化的復興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書院之首的白鹿洞書院成功入選教育部評選的“全國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營地”名單。鵝湖書院也成為江西省首批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基地之一。

政策的鼓舞令人心動，據鵝湖書院官委會主任張賽華介紹，目前正在籌劃打造“鵝湖之辯”永久會址，計劃以鵝湖書院為核心，整合周邊的山、水、村資源，通過政府、高校和企業的共同發力，打造國學小鎮，將鵝湖書院建設成名副其實的游學基地和學術論壇高地。

傳統給了我們輝煌的過去，也必將能給我們燦爛的未來。如今，書院的故事，早就超越了時間與空間，化成了中國人骨子里的文化印記。無論書院的形式怎么改變，“士志于道”的書院精神，歷經千年，依然始終如一。

朱熹曾為白鹿洞書院寫過一副對聯：“日月兩輪天地眼，詩書萬卷圣賢心。”對中國人來說，天地和圣賢都是不可磨滅的。

不管是傳統書院還是現代書院，有這樣的初心，一切，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