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恰恰契合中文語境中的“不惑之年”。作為理論工作者，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面向未來，對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作出科學嚴謹的理論概括。這種理論概括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要求：其一，要從改革開放的歷史分析中得出結論，從總體上把握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并理出一條清晰的邏輯線索；其二，要從浩如煙海的改革開放史料中提煉和揭示出其最基本、最直接、最核心、最實質的內容，從而準確而科學地再現這段歷史；其三，要從改革開放實踐的系統總結中研究和歸納各種經濟現象背后的規律性，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

當前，對改革開放做出創新性理論概括，是理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這種歷史責任，源自四個方面的基本判斷：

判斷之一：中國的改革開放離不開理論的支撐和推動，我們絕非誤打誤撞走到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去年5月17日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年的賀詞中講了這樣一句話：“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也就是說，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系統總結，至少應有兩個線索。一個線索是實踐，另外一個線索就是理論。在成功的實踐的背后，一定有成功的理論的支撐。

判斷之二：支撐和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理論源泉，既不可能從西方經濟學那里照抄照搬，也不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對此無需做過多的闡述，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西方經濟學的原產地，并沒有取得類似如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成就。如果在原產地都不那么靈驗，怎么可能在被我們照抄照搬之后就變得靈驗了呢？另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對于計劃經濟體制，我們曾有過長達30年的實踐。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更長。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均沒有收獲理想的效果。正是因為汲取了過去照抄照搬的教訓，我們才能痛下決心、走改革開放之路。

判斷之三：從根本上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一系列只有根植于中國的特殊國情才能生成的特殊因素所推動的。這些特殊的因素只能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去總結、去挖掘。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的基本概括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也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果所支撐的。

判斷之四：如果說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是成功的，那么，依據基本常識，一定是因為我們做對了什么。把這些做對了的東西總結出來，上升到規律層面加以認識，并做出理論概括，實際上就是中國經濟學或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對世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