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60年代初，浙江諸暨楓橋通過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堅持矛盾不上交，實現了“捕人少，治安好”，“楓橋經驗”由此誕生。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 當記者再次探訪作為“楓橋經驗”發源地的浙江時，發現它的內涵在新時代更加豐富：從過去單純的化解矛盾糾紛、維護治安穩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安全風險，成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平安和諧的重要法寶。

深耕小網格，守護大平安

“快來幫忙看看，弄堂口的一大塊鐵皮快掉了，砸到人可怎么辦？”臺州路橋街道的一位居民焦急地攔住了一名當地網格員。

網格員二話不說趕到現場，看到一塊四五米長的鐵皮被大風吹得半懸在墻上搖搖欲墜，立即拿出手機將問題信息上報村級綜治中心，很快就有維修人員趕來進行整體拆除。

在臺州市的路橋區，記者聽說了一個新詞——“全科網格”，這個網格員就是其中一員。

“過去，各相關職能部門在基層都配備了協輔人員，僅一個網格內就分布著安全員、調解員、流管員、計生員、食安員等。”路橋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傳統方法大大增加了管理難度和投入，陷入協輔人員多而不專、散而無用的窘境。為此，該區因地制宜將全區網格優化調整為624個，每個網格配備一名專職網格員，將原先分散職責集于一身，全面取代各類村級協輔人員，這就是所謂“全科網格”。

“楓橋經驗”發源地之一的諸暨市楓源村，通過“全科網格”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微事不出格”。楓源村村主任駱根土介紹，村里三個網格每天都有專職網格員將發現的問題通過平安通APP上報，再由村一級快速受理、迅速處置。此外，楓源村還推行民主治村機制，做到群眾全流程參與，民主協商全流程體現，決策實施全流程公開，從源頭上預防矛盾。

據統計，浙江全省共劃分了7.08萬個網格，配備了23.4萬名專兼職網格員，在基層治理中有效實現固本強基。“全科網格建設規范提升工程”也列入了今年浙江部署總結提升推廣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六大工程之一，正在越來越多的地方落地生根。

租房有了“旅館式”的安全

共享經濟興起之后，在網上預約房間短租的年輕人群逐漸增多起來。在杭州拱墅區記者了解到，當下時興的“網約房”全程網上交易，但房東對租住人員的真實身份、實際租住人數、租住目的等情況無法核實，交易隱蔽性強，極易被違法犯罪分子“鉆空子”。

“統一安裝智能門禁系統、統一設置‘人證合一’設備、統一安裝人像抓拍探頭、統一消防‘四件套’。”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副局長劉海青表示，“網約房”管理目前在立法上還是空白，但為杜絕安全隱患又要求必須“底數清、情況明”。為此，拱墅區從中天西城紀小區開始嘗試將“網約房”納入“旅館式管理”，一邊推動房東成立網約房自治聯盟、制定“網約房”業主公約，一邊在小區內設立服務總臺，方便每一位房客的入住登記，所有的“網約房”都實現了“透明化”。

許先生就在這個小區經營“網約房”生意，共承租了20余套房用于對外短租。許先生說，如果不是解決了安全問題，他的生意還不敢做這么大：“以前對這種管理有顧慮，但后來發現管理規范透明之后，無論是房東還是租客都有了安全感，這個小區的‘網約房’生意反而更好了。”

說到出租房屋的“旅館式”管理，溫嶺市、諸暨市則更著重在流動人口管理上下功夫。

記者走訪溫嶺市城西街道的王府基村時看到，這里每間出租房都要安裝智能門鎖，只有用刷二代身份證、居住證或者用實名認證手機APP才能開門，保證了開門人身份的真實性，同時這些數據還連通著依托村綜治中心建立的“旅館”服務總臺。據介紹，溫嶺依托村級綜治中心，設置居住出租房屋“旅館”總臺、便民服務中心、護村隊、消防工作站，還配備出租房屋專管員、總臺協管員、消防巡查員等人員。今年以來，全市48.3萬余人、6.4萬余家房屋已納入居住出租房屋“旅館式”管理。

在諸暨市大唐鎮，從江西來打工的余忠良9月中旬通過一款名為“安心租”的APP，找到了一份襪廠里的工作。原來，大唐鎮流動人口集中，而“安心租”APP正是當地依托勞動力市場，打造集房屋中介、勞務中介、便利服務、預警研判于一體的線上線下一體化綜合服務平臺。這款APP的打造只是諸暨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一例。近年來，諸暨市創新實施流動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約化旅館式、網格化標配式“四化四式”服務管理新模式，有效地減少了安全隱患，有力地促進了社會融合。

打官司“一次也不用跑”

網購碰上了糟心事怎么辦？突然發現自己的書在網上被人侵權了怎么辦？過去對于這些糾紛，打官司面臨的費時、費力、費腳板讓不少人視為畏途。但是隨著去年8月18日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成立，這些問題開始發生了改變。

記者在杭州互聯網法院觀摩了一起侵犯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的審判，從頭到尾原被告雙方與法官都只通過視頻溝通就成功結案。這要歸功于杭州互聯網法院建起了一整套從起訴到裁判文書送達，覆蓋訴訟全流程的多維網上訴訟平臺。不僅如此，杭州互聯網法院還進一步打破時空限制，推出了“異步審理”模式：將涉網案件的各審判環節分散在杭州互聯網法院的網上訴訟平臺，允許各主體按照各自時間登錄平臺，以非同步的方式完成訴訟。

司法中引入互聯網效應，最大的變化就是效率提升，這對亟待破解“案多人少”難題的法院來說尤為需要。以調解為例，這里就利用互聯網將律師、社會組織等調解力量整合起來。記者在該院一間調解室里看到，這里掛著一塊“阿里巴巴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牌子。“阿里平臺上有團隊專職對網購中的糾紛做在線調解。”杭州互聯網法院副院長王江橋告訴記者，法院通過調動互聯網平臺資源參與調解，借力其對平臺規則、服務流程的熟悉，可以更有效地促成糾紛雙方和解。

在整合資源、實現社會共治方面，記者在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看到的“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則走得更遠。登錄平臺首頁就能清晰地看到，目前平臺已上線1445名咨詢師、31756名調解員，對接浙江省內11家仲裁機構、105家法院。在這個平臺上，用戶既可以通過海量法律知識問答庫實現智能咨詢，也可以通過人工咨詢平臺上的優質法律咨詢師團隊，得到實時的法律解答。用戶只要使用一個賬號登錄平臺，就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和糾紛特征，選擇多種糾紛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令人驚嘆的是，在這個平臺還能對案件進行智能評估。用戶在線填寫了糾紛描述、訴求信息等內容后，系統通過司法大數據自動分析與上百名法務的輔助審核，就能出具一份中立預估裁判結果的報告，提示當事人解決相關法律糾紛的法律風險、化解成本與對策建議。西湖法院副院長陳遼敏表示，目前全省平均每天通過該平臺處理的案件多達2000余件，“可以說這就是在線化的‘楓橋經驗’。”